1828年（清道光八年），王韬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府的一个叫作甫里的村子，也就是现在的?直镇。这一年下距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年份还有12年。王韬后来的身份是时论家而兼编辑家，这种合一的身份成就了他，因为单一身份的人很难当好编辑家。他壮年的经历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书馆13年，流亡22年，做了三件事，一是译书，二是写政论，三是办报办出版。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有很多第一的头衔，他可能是第一个在国外著名大学演讲的中国人，1868年他在牛津大学用中文演讲孔子学说和中英关系；他是第一个建立近代出版业的人，1873年在香港成立中华印务总局，郑观应编著的《盛世危言》是由王氏作序并印行的；他是最早创办报纸的中国人，1874年在香港创办中文的《循环日报》，近人称之为“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人”。总之，这是一个在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多方面启蒙影响的独具只眼的人物。
尽管以现在的眼光看，王韬一生做了不少的事，但他并不得志。他在50岁左右即自感老态。旧时国中人物40多岁便称老，说来是一种传统。此前如傅山（？）有“年四十余，半老夫矣”，此后如知堂40多岁自称知堂老人，延安五老其时也不过50来岁。传统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则更为重要，他一生几乎没有多少顺意时。王韬在50岁后自称?园老民，老民取名号向有寓意，如34岁后自号“天南遁叟”，又称?园，意含潜心晦迹，隐耀韬光。自称老民，还有逸民、废民，在在表明王韬心态渐老。而自号老民之前，王韬其实也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在游历英伦三岛时与人书中说：“仆老矣，晚境颓唐，颇不得意；况复远客异国，意绪寡欢，心瘁目目毛，百凡多病。偶欲作书，忽忽若有所忘，搦管伸纸，不知何语之从，言不能文，幸勿为罪。”那时王韬只有40多岁。55岁那年回到故乡甫里村，王韬更自感“垂垂老矣”。因此，王韬的晚年心态应以50岁为起点来考察。
晚年王韬的基本心态，以归国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50岁以后，由于长期客居香港与海外，加上久病，萦绕心怀的是希望回到故土，“亟思归卧故乡，瘗骨先垄，狐死正丘首仁也”，“溷迹尘中，了无尽乐，眷望故山，曰归曰归”。这种心情，凡国中人士皆同此心。半个多世纪后在中国享有盛名的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暮年岁月中也有同样苦楚寂寞的内心体验和思归的感慨。但王韬不同，不同在哪里？在归来后又欲何为？他多次明确表示只是“筑室三椽，拥书万卷”，以息影读书娱老，于世事不再闻问。57岁终于获得李鸿章以及清政府默许回到故土。游子归来，三两年后复在沪上由中西人士邀，执掌格致书院。虽然内心的痛楚和颓唐受到一定抑制，精神状态有所振作，但主要还是为辞不获，勉力承乏的意思，归来后的基本心态，与前没有太大的分别，如1894年与人书中写道，“弟自粤旋吴一十有三年，不过刹那间，精神迥不如前，面目亦非故我。弹指光阴，催人老迈”，一方面潦倒颓唐意兴萧索，一方面又担心一生湮没，在这样一种心理矛盾中，老来颓唐的王韬欲隐不能便强打精神，一边为自己作自传《?园老民自传》，曰：“生而作传，非古也。老民盖惧没世无闻，特自叙梗概如此”。一边整理自己一生的著述，“今岁始得重理旧业，俱当躬自校阅，缮写真本。伏念犬马之齿，六十有七矣。炳烛余光，为时有限，不得不早自料理。即使不灾梨枣，亦当分储书院及藏书公所，恐他年鼠啮虫残，同于草亡木卒为可悲耳”。“兹之刻书，非必欲传世，亦使世间知有我之一人，庶不空生此世界中之六七十年耳”。这成了他晚年的一件重要事情。此外，“以卖书之赀为看花之费”，也算得晚年的一桩余兴事。不过，“载酒看花，勉随人后，意兴迥非昔时”了。
王氏曾以“不作人间第二流”自诩，晚年却由锐进到缓行，心境不畅乃至显示出颓唐之象，个中因由既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一是收入微薄，经济拮据，常有“衣食之忧”，“生活凄惨”，以至需要在报刊上写一点换钱的游戏文字，有如“干宝搜神、东坡说鬼”之类。人生需要物质前提，物质没有保障，在一个精神孤岛上是不能长期困守的；二是身体极度不佳，老弱交加，百病丛困，自述56岁时忽患风痹，几于手足拘挛，后也常处养病，年迈身衰，有耳疾、眼疾以至肝疾，只能“日在药火炉边作生活”。王氏在风烛残年中屡叹老病颓唐几无生人之趣，“虽齿发未衰而躯壳已坏，祁寒盛暑不复可耐，偶而劳顿，体中便觉不快，略致思索，辄通夕不能成寐，见客问姓名转顾即忘，把卷静坐即尔昏然”。“余于生老疾病，悲欢离合，已遍尝其境，所不可知者，死耳。”一生颠沛，一生奋斗，到头来只落得一身疾病缠身，心中的痛苦谁人能体察得到？三是国事的不幸和人生的坎坷，更让他集忧成疾，疾上加疾。王韬少壮时本来就是性情中人，“少即好纵横辩论，留心当世之务，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倾吐而后快”，“酒酣耳热，辄谈昔日沧桑事，不禁唾壶击碎，泪为之涔涔下”。可眼下，风流云走，韶光不再，他有一生抱负，却从无致君尧舜上的时候，他有社会变革的理想，却从来没有一次实践机会。57岁时虽结束清政府对他的通缉回国定居，历潦倒颓唐，经百事俱废，再想有所作为也有心报国，无力回天，只能让他感时伤命，意兴萧索。一代新人也已产生，他甘愿退出历史舞台了。将近世纪之交的年代，是中国思想一个新的孕育期，改革思想再度高涨，而王韬似乎悄无声息了，以至人们竟以为他不曾见到甲午战争结局便已死去了。
王韬确乎是在穷困凄凉中卒于上海的，年70岁，时为甲午战后的两年，即1897年，距康梁维新变法还有一年。在某种意义上说，康梁的这场变法是由他的思想催生的，因为康梁吸收了他的思想内容。记得有位伟人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细思王韬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变革的一面镜子，他盛年的雄图，是中国知识分子不甘落后奋起振作的写照，他晚年的颓唐也是中国近代对知识分子缺少关爱的缩影，更是国之不幸的映照。
〖主要参考文献〗
王韬：《?园老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朱维铮：《“天下一道”论——王韬的“?园文”发凡》，《求索真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
